来源：先知书店

有一件事，很违背我们的直觉：人类的智慧程度，并没有随着媒介的发达、信息的唾手可得，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相反的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类的无知程度不减反增。

最近，美国展开了一项社会学调查，询问受访者对于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大约有42%的人仍然相信，人类自宇宙伊始便已经存在于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公转。

另一项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甚至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

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项针对中国网民的调查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对互联网上的信息，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里面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 · 布鲁克斯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类无知的状态，反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无知时代”：

——无数未经提炼和归纳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断创造出来，犹如 “ 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 ”，大量缺乏判断力的受众浸泡其中，对偏见、虚假信息不加辨别地吸收，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新无知群体。

其实，如果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生产、传播、接收的过程，看成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中游、下游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上游失责：当知识生产不再求真求善

人类的知识创造，仰赖冲锋在第一线的科学家、思想家等等“知识分子”。

他们是知识生产的第一环节，是知识河流的源头，因此人类社会对他们寄予厚望：科学家必须要求真，思想家务必要求善。唯有如此，才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思想资源。

但是，托马斯·索维尔的研究却指出，尽管知识分子的“理念”，对社会有巨大的变革作用，但其作用方式，却相当间接、隐蔽，社会和大众，并不能立即看见知识分子“理念”的后果。

当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在社会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时，惩罚并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而是止于“理念的实践者”——政治家，以及承担具体后果的大众——这让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肆意愚蠢而不用负责”的特权。

围绕这一“知识生产”的特性，索维尔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缺陷的诸多批判：圣化构想、言辞技巧、预设结论筛选事实、主观真理、言辞净化......并以他博学的知识，扩充成了一本社会学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的书，相当于向时的美国知识界投入了一颗炸弹，引发了剧烈的地震和反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它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了各国知识分子，反省自身缺陷的一面镜子。

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兴起之后，一些投身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其固有缺陷并未变化，只是产生了新的“形变”。《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提出的洞察，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更强的解释力。沿着索维尔的思考，当下我们最需要警惕三种“知识生产”：

◎虚假数据注入研究：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十分依赖统计数据的支撑。这要求科学家必须谨慎对待数据，从各种数据中，分辨出事件之间的因果相关性，以便得出一个可信的、真实的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数据唾手可得。一些科学家为了做出成果，选择了隐藏起失败的实验，按照个人预设的观点挑选数据，将虚假信息注入科学统计之中，制造一种“因果相关”的假象。

这些谬误由于披着“数据支撑”的外衣，常常被人误以为是真理，并通过互联网大肆传播。

◎知识生产越来越功利：人类的思想创新、思维更新，需要知识精英艰辛的精神劳作，尤其是读懂一些原创性的思想著作，常常需要具备“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献身精神。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算法和流量精准地反馈了用户的内容需求，知识生产变成了“按需供应”、“见订单开工”，受欢迎的知识被大量炮制，不能立即变现的知识则无人问津，一些知识日渐萎缩失传，人类的知识边界也停滞不前。

◎“意见领袖”大量生产“意见垃圾”：人类知识的分工细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今天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难以掌握人类知识的亿万分之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只能以专业安身立命，对其他知识领域，他们必须保持敬畏。

然而，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对想要用理念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迎合互联网短平快的节奏，扮演“意见领袖”，在个人专业之外的领域，生产了大量缺乏专业性的“意见垃圾”，而网民却很容易被这些有待验证的信息愚弄、欺骗，视其为专业、权威的见解。

▌中游失序：充斥着谎言与垄断的碎片世界

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掌握知识，能比无知带给人更多的力量。

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不平等，那些掌握知识传播渠道的人，才真正拥有权力：

——中世纪，教会的权力来自对《圣经》解读权的垄断，直到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前互联网社会”，传统媒体垄断了传播渠道，一条新闻要经由职业化的媒体工作者编辑、删减、重构之后，才能通过报刊、电视推至受众面前。

如今，传统媒体已被互联网颠覆，这一方面带来了“信息的民主”——原有的从上至下、金字塔形的话语结构变得扁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个人的见解，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维立体。

但另一方面，著名人文学者徐贲的观察，也需要引起重视——他认为互联网并没有带来乌托邦式的民主和自由，恰恰相反，随着政治、资本的深度介入，这里反而演变成了一个谎言掩盖真相、强制压倒自由的场域，网民们对此已经有所警觉，但远远谈不上有多深刻的认识。

为此，他用人文学者的视角，将互联网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信息与知识、智慧与愚蠢、道德与审美、价值观与判断力，尤其是权力笼罩之下，人的自由意志，全都重新思考了一遍，写成了《人文的互联网》一书。

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带来了一个反观当下“互联网生存”的人文视角，借助这一视角，我们得以看见，诸多掩盖在美好表象之下的本质：

◎信息特权”，正在创造新的“数据垄断”：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从诞生起，就以信息的自由流通为理想。但是，随着商业、资本的介入，互联网公司们建造了一个个技术壁垒——它们做大了“信息的蛋糕”，但也牢牢地掌握了分蛋糕的权力。

——数据垄断：信息的蛋糕虽大，但普通网民所分到的，却是大量信息的碎屑，真正有价值的数据，都躺在互联网公司的后台。一些互联网公司甚至可以随意决定用户的数据产权，将其销毁或者售卖。

——数据自缚：算法正在成为裁决信息分配的“判官”，在有限的信息碎屑中，进一步创造“信息茧房”，形成一条数据锁链，牢牢困住用户的认知。

——数据欺骗：垄断信息分发权的平台，可以通过竞价排名，优先呈现某些商家的虚假信息，甚至可以付费修改后台数据，吸引用户注意。

这样的“信息特权”，已经和互联网诞生时的初心背道而驰，一个“算法阶层”统治“数据贱民”的虚拟世界初见端倪。

◎“信息平权”，让识别真相变得愈加困难：在传统媒体垄断报刊、电视的时代，愚弄大众的事虽然屡有发生，但一般只在少数敏感领域。

当互联网降低了发表意见的门槛，实现了个人的“信息平权”后，信息生态进一步复杂化，谎言有可能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大量涌现的个人媒体，除了少数有能力、有意愿追求真相的理想主义者以外，大多都是缺乏专业媒体素养、以盈利为第一动力的“信息商贩”。它们在少量真相中间，混合大量情绪和不实信息，高效地收割流量。

——不同圈层、不同立场之间的网民，常常欠缺理性对话的能力，他们互相争吵、辱骂以及编撰出来的垃圾信息，也在与日俱增地混淆视听。

可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噪音比”极低，真相的周围，夹杂着大量的谣言和不实信息，当谎言出现在生命健康、个人财产等领域时，辨别真相的成本会变得非常高昂，有时甚至会付出严重的代价。

◎信息碎片，让人失去判断和远见：互联网诞生之初，它被视为整合信息、学习知识的伊甸园。但是，如果按照波普尔对知识的严格定义——“知识是经过事实验证的信念”——那么互联网上大量的所谓知识，只能被称之为信息碎片。

一方面，这些未经验证的信息，需要被提纯、加工为可信的知识，而这对于想要建立知识系统的人来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一方面，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却被限制在收费的数据库中，缺乏知识付费意识的读者，往往不愿为此持续消费。

过去，人们习惯于持续地深度阅读，如同打开一只手电筒，虽然照射范围小，但照射范围内亮度很高，可以看得很远。

而现在，人们在信息碎片之间跳跃，就像在广阔的夜幕中，同时点亮了很多根火柴，火星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既无法照亮一条路的前方，也看不见路与路之间的联系，让人逐渐失去了判断力和远见。

▌下游失智：缺乏逻辑训练的读者

比知识生产媚俗造假，以及知识传播特权化、碎片化更为严峻的是，作为知识的受众——许多读者缺乏逻辑思考、批判性阅读的训练。他们常常在各种信息提供的简单刺激之下，条件反射式地做出生物反应：

焦虑、恐惧、愤怒、幻想、痴迷、上瘾......在反复的信号刺激下，他们的大脑带宽被感官占满，逐渐丧失了运用理性的兴趣和意愿。

以理性、智力傲视生物界的人类，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却常常放弃理性，选择跟从本能和情绪？

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搞好人际关系，是比讲逻辑更重要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独立思考本身便不被“上层”所鼓励......

崔永元曾戏称，让我们学会独立思考，“这实在太可怕了”。

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殷海光先生，曾有感于中国文化不重视怀疑精神和逻辑训练，反而对“标准答案”情有独钟，未来恐难立足世界之林。

为此，他在金陵大学（南大前身），以及台湾大学教书期间，将培养学生的“有逻辑的怀疑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后来蜚声海内外的李敖、柏杨、龙应台、司马文武都受到他的深刻影响。

晚年，他在台湾公开地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仅在报刊上对他的批判、围剿就长达5年之久，而他则以逻辑从容应对。

先生去世之前，将在课堂经过千锤百炼的逻辑学课程，写成了一本《逻辑新引》，至今仍被公认是最适合中国人的逻辑学入门读物。

曾有作家呼吁，这本书应该被列为必读书。但是，对于习惯了指鹿为马、驴唇不对马嘴的多数人来说，一听到“逻辑”两个字，或许就已经开始头疼。这样的惰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导致了三种后果：

◎信息爆炸的时代，“本能”是被“收割”的帮凶：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虽然发展出了理性与本能的“双系统”，但大脑却更偏爱“本能”——因为它比“理性思考”耗能更低，可以24小时“后台运行”。

这意味着，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自发的非理性状态——这是现代商业世界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收割用户最快的方式，不是讲道理、盘逻辑，而是绕过用户的理性，用情绪激发用户的“本能”。

所以，互联网时代的“娱乐陷阱”、“煽动性谎言”、“威逼利诱的诈骗”比任何时代都要成功。一个被本能驾驭的人，总是更容易轻信、盲从、人云亦云，当他们被“精致利己主义者们”愚弄、鱼肉、收割时，甚至都难以产生一丝警觉。

◎缺乏逻辑训练， 制造了“诡辩逻辑”：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将人的本能与情绪，比喻为一头大象，而理性、逻辑则是骑象人。少数缺乏逻辑训练的中国人，缺少驾驭“大象”的武器，只能被它所驱使，因而缔造了独特的“诡辩逻辑”——

不问事实，只问动机和立场；不辨是非，只辨亲疏和远近；不关心道理，只关心讲道理的态度和语气。

在网上熟练运用这三种逻辑的人，被易中天先生概括为：

“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的“乌贼”；逮谁咬谁的“疯狗”；随大流，跟风起哄的“蝗虫”......

◎不讲逻辑的人，会丧失良知和正义感：逻辑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它本身和人的诚实、善良、同理心高度相关。一个愿意实事求是、明辨是非、接人待物“一碗水端平”的人，大概率上也是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

当一个成年人开始强词夺理，以情绪取代论证，用立场攻击逻辑时，他并不是变傻了，而是变坏了：

他已经不再关心普遍共通的规则、正义，只关心自己的情绪和利益。

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几乎随处可见。因为人数足够多，他们反而自视为“正义之师”，底气十足地四面出击......

▌从房间里的大象到国王的新衣

从生产者的失责、传播者的失序，到接收者的失智，整个知识产业链都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进入了“新无知时代”。

这个时代有三大特征：知识分子不生产真相；知识传播者不关心甚至扭曲、垄断真相；知识接收者缺乏逻辑辨别真相。

于是，事情便进入了逻辑闭环：站在里面的多数人看不清，也不愿意看清；置身事外的少数聪明人，懒得管，也管不了。

社会在无意识的共谋中，无视了“房间里的大象”。久而久之，人们失去了对知识的辨别力，以为“赤裸的国王”真的穿着“一件新衣”。

应对新无知时代的三大认知陷阱，“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是找到相关领域最具针对性的权威著作，通过它们将问题逐一拆解，从而将互联网带来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做个清醒的“终身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