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港中大出版社 

《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

和文凯着 | 汪精玲 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何为现代财政国家？

要具备怎样的要素，或是要避免哪些陷阱，才能向现代财政国家迈进？

为什么现代财政国家在英国和日本出现，而中国却没有呢？

香港科技大学和文凯教授获奖著作《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从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角度，带我们重回英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国家财政制度大分流的现场，观察亚欧三国在历史转型关键时刻的成败得失。本书2014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Book Award）最佳图书奖，巴灵顿·摩尔奖代表美国社会学界对此书的高度认可和褒奖，和文凯教授也是首位美国以外的大学教授获此殊荣。

人类社会的历程滚滚向前，无法停机，更不可能倒转重来。关键历史节点的细节无论多么繁复，都始终有人孜孜以求地去追溯去记录；国家、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原理无论多么难寻，都总有各种方式和角度的总结与分析，试图使其成为后来者的经验。通常，这两类研究要由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分别来做，但这本书的野心就在于，想要兼具二者。如美国社会学协会在颁奖词中所说：「选择三个国家做对比的细腻用心，对当地税务记录巨细无遗的阐述，都令人印象深刻……这项研究成功运用制度主义，来解释一个现代国家体制的成立，并清楚交代了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历史事件偶发性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者研究有可能把已有的历史框架强加到历史过程中去，研究成果因此与历史真相脱节，又或成为「事后诸葛亮」的解释；另一方面，历史学者又容易陷入庞杂史实考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跳出两个学科各自的窠臼，这本书最具魅力的，是作者认为所谓历史成败，都要放在制度变化的复杂历史情境下来观察，都要走到历史情节的深处才能理解其逻辑。深度融合社会科学前沿理论和坚实的历史研究成果，成就了这本书扎实且动人之处。

「谁说历史社会学家只能对历史学家谈社会学，而对社会学家讲历史？」

——和文凯

关于挖掘史料，和教授特别在新书访谈中提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建基于西方学术体系，因此传统上使用二手英文资料，尤其是在对非西方国家进行研究时，因此有很多局限。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作者着重使用了日本历史学家的日本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学家的清史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史研究的水平非常高，但把庞杂的成果吸收、转化、归入此书，作者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再深一步，和教授用了一年时间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清史档案进行研读，收获颇大，对清代国家财政政策错综复杂的脉络有了全景把握，也为这本书中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奠定扎实基础。虽是跨学科研究，和教授提到他仍然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相关领域专业历史学者的认可，「这样这本书会更有意义」。

这是一本比较历史研究的著作。它的特殊的地方在于，一个是三个国家的比较，二是比较的内容里面，历史研究的部分走得比较深入。在比较深入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再回到社会科学里的那些大的问题。比方说国家财政制度的变革，制度发展的模式，制度发展背后的原因。这本书其实在写作过程里野心很大，野心大的表现就在于，我是希望这个书的日本部分我能够去跟日本的历史学家去对话，在中国的财政金融史部分可以去跟中国的清代财政史的专家去对话，在英国史的角度更多的是采用他们的研究，所以能够被英国历史专家认为我没有乱写英国史，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笑）。

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可能对日本史和对中国史，特别对近代日本的财政金融史和对清代的财政金融史，我觉得在材料上是有一定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不单单给社会科学的人士看，我觉得对清代财政史，甚至明治维新历史这两部分历史有兴趣的读者，这本书对他们应该也有一些参考，特别是对中文读书来说。

选择英国、日本、中国这三个国家，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跟经济史研究里的大分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也好，是欧美的经济史学家也好，现在的共同点是说，在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德川日本还有十八世纪的中国跟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的相似性。那么在这个相似性的基础上，目前学者谈的大分流主要是从生活水准的提高这些角度来谈的，但是我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觉得在国家的财政制度上其实很早就出现大分流。那么这个大分流对后来的工业化、工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三个国家的选择是跟既有的经济史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严格来就这本书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历史的结构性因素和历史事件本身的偶然性结合起来，提供一个完整因果叙述。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方法论上的一个贡献。

讨论英、日、中三国成败的话，其实即便是成功，它也不是只有一条单一的路径可寻，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所谓失败它也不是一个必然结果。所以我这里面所讲的成功和失败是把它放到制度变化的历史情景去，特别是去参考历史情景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制度的结果。这三个国家在向现代财政制度转变的过程里，一些基本的必要条件都是满足的，那么为什么在英国和日本出现了这样的制度转变，而在中国没有呢？我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

▼ 开卷五分钟 ▼

经济动荡和中国纸币发行的失败

1851–1864

摘自本书第五章

清政府没有铸造计量银币，因此不能用货币贬值来缓解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因为国内白银短缺造成的严重通货紧缩。这些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最终在1851年触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并给清政府带来增加军费的压力。从1851年到1868年，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以及广东、福建和西南地区爆发的其他小规模起义，政府开销的军费总额高达三亿两白银。1 这对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年收入仅约4,000万两的清政府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

为了应付困境，清政府除了开始征收间接消费税外，还试图通过发行纸币，铸造贬值的铜钱甚至铁钱来弥补赤字。来自厘金的税收，很快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它帮助清政府在1864年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并在七十年代中期剿灭了捻军起义。然而，纸钞的发行——实际上是十五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发行钞票的尝试——却彻底失败了。2清政府于1864年废止了纸钞，继续实行原有的分散型财政制度。

既有的文献认为，发行纸钞只是孤注一掷的「通胀融资」（inflationary financing）的一个例子。3然而，这些纸钞和大钱（即面值较大的贬值铜钱）并未能广泛流通。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虽然1857年纸币和恶铸大钱在京城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北京城外几十里的郊区，物价仍然较低而且稳定。4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各地编纂的地方志，大多没有提到这些纸钞。纸钞未能流通，意味着清政府没有从发行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与日本明治初年不兑换纸币的成功流通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日本政府直到1886年才实现了纸币的可兑换性。国家发行的纸币与民间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着根本的差异。国家可以利用政治权力在其领土内，赋予其发行的纸币以法定货币的地位。5因此，不可兑换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纸币的失败。那为什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清政府，甚至无法迫使自己的军队和督抚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呢？

有些货币史家仍然认为，滥发纸币代表着清朝专制政府对市场和商人利益怀有敌意。6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粮食贸易、煤炭开采等领域针对市场和商人的实际政策，这些政策显示清政府官员愈来愈认识市场运作的重要。7事实上，1853年前的货币改革计划条理清晰，推进谨慎。8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分别以在经济生活中使用的白银和制钱计价。中央和省级财政官员都明白，官府发行的纸钞要获得成功，需要能够在商业交易中得以流通。为了确保纸币的价值，清政府在城市和主要市镇设立了官钱局，这是在一定的储备金基础上发行和流通纸钞的金融中介机构。政府动员民间金融商以当时的钱庄模式来管理这些机构，并试图利用公款支持其运作。然而，这项制度建设的尝试未能成功。

为什么中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失败了呢？为什么中国发行纸币没有像日本明治时期那样，成为激励国家决策者寻求财政集中管理的动力呢？社会经济条件对制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处理货币问题上尊重市场的政策框架，对其渐进流通纸币的计划至关重要。然而这样渐进的方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经济核心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发生的残酷战争，打乱了地区间的私人金融和贸易网路，扰乱了政府正常的财政运作。在这样的状况下，银票（即以白银计价的纸钞）流通十分困难。

清政府官员在1855年之前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流通银票，反而决定采用以制钱计价的宝钞来代替银票。这是清政府第一次认真地尝试用铜本位制来替换银本位制，并用钞票作辅助手段。这一想法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在经世学派的官员和学者中得到深入讨论。而「改（银）票用（宝）钞」这一决定，对保证纸币可兑换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内经济状况下，清政府不能用粮食或食盐来担保纸币的价值，只能用铜钱来兑换纸币。此外，跨地区运输大量笨重而低价的铜钱极其困难，迫使中央将宝钞兑换的问题转嫁给各省政府。依赖以制钱为单位的纸币，使兑换工作高度分散。在这样的战时经济运作中，清政府显然难以建立集中的财政制度以保障纸币的价值。清政府失败的纸币实验表明，要使制度建设持续迈向集中化，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必不可少，例如繁荣的跨地区贸易和全国性的金融网络。

注释：

1 彭泽益：《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36。

2 1651年和1661年间，清政府发行了数量有限的纸币以弥补赤字。1661年，政府有了足够的收入，便废弃了这一做法。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页808。

3同上，页834。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105–108;彭泽益:《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91–96;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98;加藤繁:「咸丰朝の货币」，加藤繁编:『支那経済史考证』(东京:东洋文库，1953)，第2卷，页438;Jerome Ch'en, “The Hsien-Feng Infl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958): 578–586.

4 御史唐壬森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卷，页265。

5对国家在建立货币垄断方面的政治权威的强调，参见Eric Helleiner, 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Territorial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彭泽益:《19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页96;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合肥:黄山书社，1986)，页89–90。

7邱澎生:〈十八世纪滇铜市场中的官商关系与利益观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卷，第1期(2001)，页91–104;关于粮食市场，参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动』(东京:硏文出版，1997)，页289–325; Helen 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chapter 3.

8 Frank H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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