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携手科学:作为知识型新闻的建设性新闻
2020-04-20 1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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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编者按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接受国家名词委的委托,承担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任务。审定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本学科所使用的名词术语尽可能地应收尽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国际上新起的一些诸如“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和平新闻”等概念。当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此,我们从2014年开始,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的总题目下,推进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此时,“建设性新闻”异军突起,囊括了“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和平新闻”等诸多概念,成为国际学界和业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认为,尽管“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但是新闻的“建设性”理念一直是我们所倡导和秉持的,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概念拿来为我所用,注入中国经验,锻造中国特色。因此,我们专门设置了“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这一创新工程项目。
项目组成立后,主要从两方面开展工作。其一是基础性研究。项目组成员除了刊发一系列相关论文外,还编辑出版了“建设性新闻”研究丛书的第一部《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举办了主题为“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的国际学术论坛,并将这个论坛的学术研讨成果汇编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其二是实践性探索。项目组与苏州广电总台合作开展“建设性新闻”在媒体实际操作的试点,创办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新栏目《共筑美好生活 苏城议事厅》;与乐正传媒、健康报社、迈瑞医疗、爱奇艺合作,制作了九集系列纪录片《中国医生》。上述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努力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也使得“建设性新闻”理念为更多人所知晓、所了解、所践行。
2020年开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媒体社会职责的极其宝贵的机会。在当下公共传播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否有必要倡导和践行“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仅仅只是歌功颂德、正面报道的同义词吗?“建设性新闻”在警示社会风险、监督政府履职方面应该有哪些作为?“建设性新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疑问都有必要加入我们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思的问题单。有鉴于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每日推送一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2019年11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的发言整理的。以期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帮助。

携手科学:作为知识型新闻的建设性新闻

作者 | 〔英〕安·阮(An Nguyen)

译者 | 曾昕

内容提要

建设性新闻把新闻的关注焦点从“问题是什么”转向“如何解决问题”,这促使新闻寻求更广阔的视角、更多元的观点,以及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寻求更多的科学性解答方案。然而,由于新闻学对于科学阐释缺乏权威性、记者对于科技缺乏认知、新闻时效性导致新闻报道难以深入调查科学实验数据等原因,科学实证与新闻的有机结合在新闻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诸多问题。作者通过选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系列新闻案例,论述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的改进方案,使建设性新闻通过科学报道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关键词

建设性新闻 知识型新闻 解决性新闻

科技新闻 科技传播

正文

一、作为知识型新闻的建设性新闻

建设性新闻,概括而言是一种以积极的方案来解决冲突性事件或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方法。然而,建设性新闻并不能从字面上简单地理解为对社会问题提供一个积极的视角,或者为了宣传某种社会治理理念而进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报道。如果积极的报道视角或者解决方案缺乏科学依据,可能会造成受众认知偏差、理解错误、消极回应甚至不当行动等等系列负面影响。而建设性新闻的出发点,则是帮助受众更好地面对社会现实、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它不仅仅是让受众对社会问题有所认知,并且要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提出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和可能性的解决策略。

建设性新闻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方案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相仿,两者都致力于给公众以启发、为民赋权,令公众处在一个可以回应社会问题并采取行动的积极立场,而不是让受众在社会问题面前感到消极和无力。这种新闻不止于报道和描述问题,而必须深入问题的细节,探讨为何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会形成这种问题、如何处理这种问题;探寻问题中哪些方面、哪些细节是可以解决或可以改进的。

过去,尽管新闻始终致力于发现和突显社会问题,却在激励民众、受众赋权方面收效甚微。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指出,这是由于新闻的“刻意的短视原则(intentionally short-sighted discipline)”。他认为,记者长期以来接受的新闻教育是以当下/下一步的即时性视角来进行问题报道,而不是基于历史的、长期的视角或全局式的图景;且由于新闻采编时效性的持续压力和不确定性,记者没有条件对社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作出周全详尽的报道。因此,新闻往往是公式化的,遵循着即时性的报道逻辑和框架。这一切恰恰造成了新闻的局限性和社会问题复杂性、无限性之间鲜明的对比。以气候变暖新闻报道为例,一般而言,此类新闻是一系列的具体事件或者景观呈现,而并非全景式的社会回应。正是在这种矛盾性中,要使这类具有知识性的且提供科学性解决方案的新闻报道有更好的公众认知、公众参与效果,帕特森提出了知识型新闻的概念。

帕特森在其论著中详细探讨了知识型新闻对于改进新闻报道的作用,但对于公众事件并没有正式的定义。在其著作中,知识型新闻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直接观察、实验访谈,而致力于系统性证明和解释的新闻报道。在事件的真实性/虚假性;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之外,知识型新闻还包括提供深度的知识信息。因此,知识型新闻需要提供和新闻议题相关的、公众可以参与甚至采取行动所需要的知识。作为知识型新闻的建设性新闻,除上述知识型新闻所具有的功能和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特性——致力于长期的社会效果,而并非阐释一次性事件或者提供短期的问题解决策略。建设性新闻对于社会问题的相关知识有更加系统性的分析与验证,需要从积极、消极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换言之,建设性新闻综合了不同渠道的知识,向公众告知和解释社会问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评估社会与个人所能采取的行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

二、知识型科学报道:给建设性新闻的发展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以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视角来看,科学性都是建设性新闻发展成功的关键要素。在我们一般性的理解中,科学性意味着客观性、系统性、严格的论证及其相应而生的,对事件阐述的可靠性和可证性。这些正是建设性新闻所迫切需要的。这些要素提供了一个可信度高的新闻报道方法,让公众了解在特定社会科学环境下,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什么方案是可行的、什么不可行,以及为何如此。也正是基于这种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建设性新闻才能在公众及其个人角度最大程度地实现有效赋权。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新闻报道与科学长期存在着鸿沟。在漫长的新闻发展史上,曾发生过促进新闻科学化的倡议甚至运动。比如,1970年代出现的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以及当下的数据新闻,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新闻趋向科学化报道的趋势。然而,尽管有所呼吁和行动,在科学新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新闻采编流程中的种种现实原因、新闻传统和新闻文化的诸多影响因素(比如新闻的时效性、易读性等等),新闻的科学化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同时,把科学实验的证据和科学知识融入新闻报道(比如,科学知识介绍型新闻),从来就不是新闻报道的强项。的确,科学新闻存在一些专业性上天然的缺陷,由此始终饱受诟病,比如,比起正式的科学论述,在新闻报道中的科学知识阐释往往过于浅薄、甚至误读事实;另有夸大化、信息操控、信息不实等等扭曲科学的现象。早年的科学新闻批判学者Ben Goldacre,就曾形容记者是“以无知为荣的、缺乏科学知识的人道主义”。

尽管这些论断有些过激且有不负责任的言论效果,但它也同时反映出这样的事实: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记者应该反思和总结,在面对科学信息的时候,如何处理新闻需求与信息科学性之间的关系;新闻报道在融入科学阐释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能改进这种状况。这样的反思尤其有助于建设性新闻的实践。因为,比起其他类别的科学新闻,建设性新闻由报道“问题是什么”转向如何解决问题;这自然涉及到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角度观察视角以及追求更加科学性的解决方案。基于此,笔者从科学新闻的角度,就建设性新闻如何为社会议题提供更加科学性的解决方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从一般性新闻到科技新闻,新闻的本质和准则并没有改变。新闻的生命力在于信息的真实性、调查的独立性、报道的全面性和多角度,以及将不同角度的真实信息组合呈现为全面的、深入的新闻报道。但是,记者在报道科学新闻时,容易自然将科学知识认为是自然具有科学性的、可信且权威,很容易接受和描述科学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地质疑其深层、背后的问题。这一点是新闻报道急需改进的。即使在科学信息通常被公认为具备严谨性和科学性,是“正统知识”,但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能自然而然且恰当地融入新闻采编既定的报道模式。通常,记者在科技论文、科学报告中看到的研究发现和研究结论(包括解决方案)仅仅是一系列复杂实验后的一个简单结果,而并不了解形成这种现象/问题背后的种种影响因素,而这些影响因素的轻微改变都有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同;甚至造成研究的偏差。当然,其中很多遗漏和失误是无心的,或在科学实验中难以避免的理论模型失误、数据统计失误或偏差;但是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些非无心的问题,比如在科学实验中是否混杂有与科学实验无关的原因所造成的问题。

可以说,大部分科学工作者,无论是学术界,业界还是政策制定的部门,都尽力恪守着职业准则;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生活和事业的重重压力,比如研究结果相关的收入、名誉、事业发展机会等等;而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否直接关系着他们能否维系自己在专业领域的价值和声望,因此,这些研究人员也不得不遵从一些导向性的研究需求。比如,烟草公司支付工资的研究人员自然会否定吸烟有害健康,或在研究数据中捏造出非客观的信息。此外,学术界中为了发表论文数量而鱼龙混珠、良莠不齐、漠视学术标准的文章也屡见不鲜。再比如,深圳的贺建奎,为了其研究产生更大的国际关注,在2018年使用了备受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的技术,这超越了当下的伦理标准。这些都是容易导致科技新闻出现标准偏差的案例。

因此,新闻工作者不能不加辨别和证实就无条件地采纳科学实验的信息和结论。新闻要维护其权威性,科技新闻源的信息必须公开透明。换言之,正如一般性的新闻都需要核实报道的信息,科学新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对科学研究的信息来源同样持有批判怀疑的态度。至少,记者需要审查和保障所采纳的科学文章的学术性——这篇报道有没有经过专家同行评审?诚然,学术审查也并非一个完美的系统,但可以维护科学研究的基本底线,保证经过审查的文章没有基础和常识性的谬误,至少符合基本公认的标准。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即使资料丰富、见解深刻、看起来极具新闻发布的潜力,但如果没有经过非常细致的审查,这样的信息发布存在极大风险。就像学者专家对待科学论文一样,记者在发布新闻之前,必须思考如下的问题:文章来源在哪里?作者是谁?资助者是谁?文章为何要进行发布和扩散、其目的是什么?文章质量如何、表达是否恰如其分?结论如何?总体上有没有对科学研究有所贡献?……等等。只有当记者尽全力核查这些问题的结果,才能发现这篇文章是否具备足够的科学性,引用其观点和结论是否有潜在的危险,从而决定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否可以采纳。如果记者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内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向业内的专家请教——比如这个领域内进行同行评议的专家们,就是很好的选择。

第二,即使选中的科学论文在论证和行文部分严谨可信,记者在进行采纳引用时依然需要谨慎处理。一则,研究的数据可能来自诸多实验结果中的某次结果,即使数据结论真实,也不一定能具有普遍性。因为普适性的结论需要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多次反复论证,而不能以一次实验结果作为代表性样本。读者们都曾见过“奇迹般地治愈”“震惊世界的发现”“研究重大突破”这样的新闻标题,事实上很多这样的消息都是夸大性的、非理性的科学报道方式,为了吸引读者继续深入了解而给受众以虚妄的希望,或夸大事情的严重性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类似此类以非科学的方式报道科学新闻、以科学为名而实际给受众造成误导乃至错误行为的案例比比皆是。

科学新闻和建设性新闻记者,要在报道中提供可供参考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必须确保解决方案的长期有效性,如果仅仅报道短期的实验结果,会给问题的解决和民众的行动带来一定风险。因此,在报道和发布解决方案之前,记者应该咨询领域内同行评审的专家学者,对解决方案进行专业性的审查,以避免偏差和不良后果。此外,在语言方面,也不能使用过于感性或者夸张的语言,来描述科学性的解决方案,以免给读者对社会问题解决有过于乐观或者悲观的预期。

第三,在记者确保研究结果的严谨性、有效性和长期性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反思,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否是社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或者是否是唯一解决方案。对于科学性的研究而言,问题和解决方案要放置于更大的背景中,而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进行报道。比如说,在环境问题中,丢弃塑料袋给海洋生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生态危机,于是许多地方呼吁以纸袋或者布袋来替代塑料袋。然而,BBC的最新报道显示,解决方案并非这样简单。如果只是以布袋和纸袋来代替塑料袋,生产纸袋和布袋不仅要毁坏大量森林资源,而且因为布袋纸袋体积更大、重量更沉,运输成本很高,其运输还会浪费大量的石油和水。所以,大量生产纸袋和布袋来替代塑料袋的方案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这比生产塑料袋的危害还更加严重。事实上,诞生于1959年的塑料袋,正是为了缓解环境问题而生——因为当时的纸袋生产造成了大量树木砍伐,发明塑料袋的初衷恰恰是为了保护树木。BBC新闻报道显示,塑料袋本身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而是人们使用它的方式导致了环境污染——通常,塑料袋都没有物尽其用,人们使用一两次就随意丢弃,才导致塑料垃圾弥漫对生态造成破坏。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作为提供问题解决对策的建设性新闻记者,想要更有效地启发民众,不能简单地给予一个看上去在科学上有迹可循的解决方案。记者需要避免心理学上所说的“唾手可得的方案”——人们天生偏好选择那些近在咫尺的方法,为了这些方案放弃了更重要的问题。

第四,建设性新闻记者必须认识到,尽管科学是一种强大的知识力量,可以提供世界上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受众在认知中始终带有主观性,这种认知的主观性会造成大于科学权威性的认知效果。受众的主观认识由其生活经历、社会环境和个体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文化偏见、政治认同等)塑造。因此,再具备科学性的解决方案在传播效果上也有局限性。比如,无论如何推广现代医疗,很多地区的居民依然偏好甚至迷信传统的治疗方式,且不假验证地以“土方法”治疗——仅仅因为他们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习惯这种方式。

更具体的一个案例是,几个世纪以来,疫苗接种挽救了万千人免于致命疾病。但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仍有许多家长不愿给孩子接种疫苗,以至于一些已经被抑制的疾病(比如麻疹)在现代再度爆发。研究表明,这些家长不愿给孩子接种疫苗与当地社会文化及其知识传播有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下国际上关于疫苗安全性的新闻报道——问题疫苗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具有意见领袖影响力的人物也出面发表意见(遗憾地说,包括现任第45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是反疫苗者)。鉴于其强大的媒体效应,许多特朗普粉丝轻信他在推特中的反疫苗言论;粉丝们对偶像的关注度和信任度,都远远超过关注和相信科学性报道对疫苗的实证阐述。这样一来,即使WHO已经把疫苗问题位列在2019年影响全球健康的重要议题,各大媒体也在不断澄清疫苗接种危险性的不实信息,但反疫苗行动仍在持续。

上述拒打疫苗问题的案例,可以给建设性新闻记者如下启示:针对社会问题,要提供让受众信服的解决方案、说服受众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采取有效行动,仅仅提供科学性的报道是远远不够的。建设性新闻记者在提供科学性解决方案的同时,要熟悉受众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受众的基本价值观,才能在科学性的基础上提供适宜的报道框架、实现恰当的传播效果。也就是说,仅仅有科学知识的呈现是不够的,社会背景、社会心理都是方案解决导向新闻所需要考量的因素。

最后,记者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科学信息可以提供相对而言最严谨、实证且实际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但不能因此在科学报道中忽略相关的非科学性信息。比如传统,或者地方性知识。那些代代延续甚至口口相传的知识和经验,可能对民众产生比科学本身更具说服力的影响,或提供更有影响力的解决方案。诚然,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也得益于本土知识,比如18世纪Edward Jenner发明的天花疫苗,以及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屠呦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疗疟疾的青蒿素,都是科技与本土知识结合的案例。这种科学经验之外的“当地知识”,给新闻记者带来了系列挑战——在发布科学性之外,还要兼顾一般科学知识领域之外的其他问题。面对这个困境,建设性新闻记者不仅要对科学实证之外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而且要具备适度的怀疑精神,特别是对于地方性的传统知识和口口相传的知识,尤其要了解它们是否有夸大的、曲解的成分。对建设性新闻记者而言,这是一项艰巨而任重道远的任务。

三、记者所应采取的立场

那么,在报道科学发现和提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建设性新闻记者还应履行什么相应的责任呢?托马斯·帕特森曾引用Boyte的描述:(记者们)应当放下成见,不被先入为主的固有观点影响,而是观察证据,根据实验和证据去挖掘、把科学发现当成暂时性的假设去论证,享受探究新问题的乐趣。这正需要像Patterson所形容的那样,记者要一方面把科学知识当作起点,另一方面当作系统性探索的成果:

知识本身并不能提供确切答案,知识带来的未知正如其带来的已知;这让建设性新闻记者的工作更为复杂;有时,知识恰恰是用来挖掘那些有争议性、不确定的问题,或者探索未知的新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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