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人商论

书籍的撰写、出版和销售方式的数字化变革才刚刚开始

手指轻触犊皮纸；小牛皮制成的书页像纸一样顺滑，但更丰润，近乎油腻。黑色的文字很清晰，每句拉丁文都以一个鲜红的字母开头。这本书早年的主人之一在书上画下了一只伸出食指的手，像一个箭头般指向那些值得铭记的段落。

公元前44年，古罗马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Cicero）为他的儿子马库斯（Marcus）写了一本书，名为《论义务》（de Officiis）。这本书告诉他如何过有道德的人生，如何平衡美德和利己，如何产生影响力。他所言并不都是原创。西塞罗汲取了多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他可以在自己的书房里查阅他们的著作，其中大部分自那以后都已不知所踪。西塞罗的著述却留存下来。在罗马帝国崛起的整个过程中，人们阅读和研究《论义务》，帝国衰亡后它仍然被保存下来。它塑造了伊拉斯谟（Erasmus）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几个世纪以后还启迪了伏尔泰。“再不会有人写出更智慧的文字。”他说。

这本书的文字未曾改变，但它们的载体却经历了不断的转化变形。西塞罗可能向他的获释奴隶提洛（Tiro）口述了《论义务》，提洛把它誊写在古本手卷上。而其他复制本又是抄自这本手卷而来。几个世纪中，一些版本从手卷转换成装订书或抄本。一千年后，僧侣们一丝不苟地手工抄录该书，平均每天只能抄几页。而后，在15世纪，一台机器开始印刷《论义务》。本刊记者手中的豪华版本，是最早的这类复制品之一。让人高兴又惊奇的是，不需要戴手套就可以翻阅这本书。它在位于德国美因的茨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的印刷机上印刷。福斯特是欧洲印刷术先驱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早年的搭档。印刷日期是1466年。

约500年后，这本精美的书躺在加州圣马里诺（San Marino）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里。自1916年来，这里就是它的栖息地。少有纸质书能流传五个世纪。这本应该还能留存几百年。存放它和其他几万本书的地下室建于1951年，地下室最初的作用是核弹庇护所。

虽然这本《论义务》可能被禁锢了，这本书本身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它的印刷形式包括一种精装版和最近出版的平装版，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绝版、图书馆文库的一卷、平价的典藏版、唯大学购买的学术性注本。而如今它也有了各种各样的非印刷版本。你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或下载英文、拉丁文或许多其他语言的电子版。

许多人都担心这类技术对书意味着什么。大书店关门，新设备流行，新手作者充斥市场，亚马逊这个网上巨头变得日益强大。他们的焦虑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老生常谈的“技术恐惧症”。数字变革可能会改变书籍被撰写、销售和阅读的方式，程度超过书籍史上任何一次发展，而这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利。无论老将还是革新者，同样可能败下阵来。古登堡死时几乎一文不名，福斯特和其他债权人接手了他印刷厂的控制权。

但是，把技术完全视为对书的一种威胁，可能会错过一个关键点。书不只像某位学者曾经打趣说的那样是“死牛包裹树皮”。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为提炼、推进思想而发明使用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强大、长久，而且适应力强。

像《论义务》这样的书不只经受住了历史的变迁，它们帮助塑造了历史。古登堡及其同事把它们保存、传递及发展思想的能力提高到了另一层次。人们能和其他人同时研究印刷材料并交流想法，这触发了宗教改革，也是启蒙运动和科学崛起的关键。没有哪一支军队取得的成就超过纸本教科书；没有哪一位君主或牧师的重要性堪比《物种起源》；没有哪一种高压政治曾像莎士比亚戏剧首批对开本那样，改变了男男女女的心灵和思想。

以电子形式阅读的书籍将拥有同样的力量，并启动一些新的能力。印刷书籍是把资讯从作者传输给读者的一种上佳途径；而电子书还可以把信息反向传输。教师可以了解到学生的进展和疑问；出版商将能看到哪些书被一口气读完，哪些则被人细细品味。读者已经能够看到其他人认为哪些内容值得一提，并寻找见解相似者进一步讨论阅读的内容。书籍的私密愉悦性将保留，却会增加新的公共乐趣。

书的未来如何? 远比人们想得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