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信睿周报 

文 /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在和新冠病毒搭配的词语中，“传播”是常被提到的一个。不过目前“病毒传播”基本属于流行病学的研究课题，传播学对此似乎并不关心。那么，病毒的“传播”与传播学所说的“传播”究竟有什么不同，它们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

追溯思想史，其实“传播”、“交通”、“扩散”，甚至“模仿”都有相似的源头，即观念、物质、能量在时空向度的共享和渗透。Communication的原始意义，就包含交通运输与观念传播两个方面。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最初便是通过研究皮毛贸易、交通，意识到媒介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媒介偏向性影响知识和权力分配的理论的。他的这一观点启发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使其从文化批评转向媒介研究。可见在传播研究还未被建制化的时期，传播的概念要比今天宽泛得多。

传播学的偏向

[加] 哈罗德·伊尼斯 / 著

何道宽 /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08

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传播学在美国的建立，传播的概念反而变得狭隘起来。当时的传播学是新兴的边缘学科，教写作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关于传播的零散研究整合在一起，建构了传播学。他意识到，拼凑其他领域的零星知识难以获得学科正当性，于是使用当时风头正劲的“信息论”作为混凝土，将这些来自其他学科、目的各异的“知识砖头”黏合在一起，砌成了“传播科学”的小楼。在成功整合不同学科的同时，这一做法也缩小了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外延，将不属于信息交换和共享的行为排除在外。

施拉姆这一强调观念、信息，忽视物质的做法，不是没有遭到质疑。比如，麦克卢汉就曾讽刺施拉姆在研究电视的影响时，只关注信息的效果，忽视了作为物质的媒介本身的影响，是缘木求鱼。他自己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的第二部分中讨论了26种媒介，其中道路、服装、住宅、货币、时钟、汽车、打字机、武器等并非单纯传递信息的媒介，但它们和信息媒介一样改变了人类行为的环境、语法和尺度。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也没有接受这种物质与信息的二分法，而是将马克思用于物质商品的分析移植到了信息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中，用劳动的概念把二者统一在一起。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 著

何道宽 /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10

在今天的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施拉姆建立起来的信息与物质的二分法已经岌岌可危。社交平台、购物平台、短视频平台、打车平台等都由代码构成，可算是传统的信息范畴；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像公路、建筑、水电、电信等基础设施一样的物质性。它们具有像管道或航路的服务功能，生产规则和数据，但本身并不生产供人们直接消费的内容。它们既是信息，也是物质——数码物。此外，电子产品中驱动硬件运行的固件（firmware）程序，亦很难简单将其划分到物质或者信息的二分范畴之中。

如果承认信息与物质不具有截然分别，那么信息之“传播”与病毒之“传播”就可以被视作同一范畴。法国学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将这一更一般的概念称为“传递”（transmission），即在信息意义解码之前所发生的过程，这是借助一定物质载体进行的单纯的运输过程。德国媒介学者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则把这一过程比作“信差”（messenger）。信差不干预传递的对象，也不参与编码与解码，只起到“搬运工”的作用。因此，在这样一个更一般的“传播”范畴下，我们就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病毒的传播学。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和传染病学里所讨论的病毒的传播扩散有所不同，传染病学追求的是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而这里的“病毒传播学”只是一个诠释性的框架，目的是探讨在将病毒等物质性的传播纳入更为普遍意义上的传播过程进行思考后，会对我们理解病毒的文化意义以及普通传播学产生什么新的启发。

如果病毒的传播可以和信息的传播相提并论，那么二者有什么不同，原来用于解释信息传播的范式是否可以用于分析病毒？

我们先从微观角度讨论最简单的传播。病毒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是最基本的病毒传播过程。与此类似，信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人际传播，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信息的传播要基于传受双方的相互理解，这被认为是传播发生的条件。如果发生误解，就会令传播及其后续行为出现不协调。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的说法，如果想保证秩序，这时就要通过反馈来进行调节，直到双方达成一致。但是病毒的成功传播却是建立在免疫系统对病毒误读的基础上的，病毒必须以人类难以察觉的方式进入宿主身体，并且只有在免疫系统对其无法识别（误解）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进入细胞膜，成功完成复制。或者也可以这么理解——病毒传播所追求的传受双方的一致，并不是意义层面的，而是物质层面的。

图片来自Unsplash @CDC

信息传播通过意义的理解，目的是建立一定关系，而病毒传播的目的仅仅是复制自身。人际关系是互惠的，但是病毒与宿主的关系却是单向剥削的，它利用宿主的能量及物质，复制自身，将其变成自己的加工厂并向外传播。并且，因为是单向剥削，病毒传播还带有暴力征服的特征。

最后，信息传播之所以会发生，前提是承认对方的主体性，或者说承认他者，接受歧异性。因此，传播不是把对方当成工具，追求简单的同一性，而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接受人与人之间的非透明性。病毒的传播则是彻底消除“我”与“你”之间的不透明性，彻底否定他者性，将宿主变成感染并传播同一病毒的身体，最终成为病毒扩散自身的工具。

除了涉及传受双方，病毒的传播还会在群体中呈现指数增长。流行病学里的基本再生数（R0）代表的就是病毒网络式的扩散速度——这就不再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成了“大众传播”。不过此处的“大众传播”与我们熟悉的信息的大众传播存在很大差异。信息的大众传播往往基于某个特定媒介，比如报纸、电视等，其传播中心固定，即必须先建立传输网络，信息才能沿着树状的网络层级，到达每一个体。病毒的传播则更像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模式，基于去中心化的人际网络伸展。不同的是，病毒的传播网络是暴力强制的，而非基于接受者的自由选择。同时，病毒的传播网络是随行动动态建构的，而不是提前铺设好的静态网络。

图片来自Unsplash @Sam McGhee

这正符合法国学者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其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中描述的网络形态。病毒的网络不是在一个既有的基础设施上展开的，而是通过无数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行动者动态连接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不仅身体、飞沫、交通工具、口罩、电梯按钮等成为行动者，连医院都成了连接病毒与宿主的节点。在病毒的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大众传播时代人们所关注的内容、效果，甚至媒介，而是连接与网络。这不是传统大众传播的树状模式，而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根茎模式”。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中的“网络”即受到根茎理论的启发，其认为网络的形成不是按照固定的层级路径向外扩散，而是像根茎一样任意地横向伸展，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加以描述。人类的和非人的行动者使这个网络的建立与扩大充满着偶然性和复杂性。

从传播效率来看，病毒的网络传播超过了大众传播，更接近于社交平台的传播网络。病毒传播的历史早于人类的历史，当然更远远早于大众传播，而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直到最近才逐渐接近这种形态，比如通过社交网络展开的“病毒式营销”。

在新冠肺炎疫情于全球蔓延之际，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同一病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把病毒传播纳入更大的传播学范畴，这些差异似乎可以从媒介观的角度加以讨论。在疫情防控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建构，对当地的人类行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果用理想类型来划分，可以把疫情应对背后的媒介观分为两种：一种将人看作媒介，另一种将病毒看作媒介。

将人视为媒介，病毒就是被运载的内容，所以在相关疫苗尚未被发明并大规模投入使用前，必须控制人的流动，才能遏制病毒扩散。持这种媒介观的代表是中国的早期疫情应对，除武汉“封城”外，还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将所有人无差别地视为病毒的媒介，按照居住地进行划分，以街道、居委会、小区等基层为单位再进行细分，做到严防死守、守土有责。

将人的流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隔离，是最传统的防疫方式，也能够通过社会暂停，回到鸡犬相闻的前现代社会，解决加速社会的问题。这种传统和先秦商鞅变法以来的什伍制度、保甲制度等遥相呼应。但不同的是，新的网格化管理同时借助了数字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等信息科技手段，对个体进行精准监控。把传统的人与人的相互视觉监控、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式监控发展到了数据监控，或者韩炳哲（Byung-ChulHan）所说的“全景透视监狱”式监控。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健康码的个人数字标签将作为人口管理的经验被保留下来。

精神政治学

[德] 韩炳哲 / 著

关玉红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01

从思想史来看，“以人为媒”也是中国传播观念中的独特之处。比如，先秦就有“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诗经·国风·豳风）、“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离骚》）、“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庄子·寓言》）等说法，都强调“媒-（女）人”的重要性。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媒”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她并非在扮演一个传递信息的被动的“信差”的角色，而是在连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相反，以工具为媒的传统则仅将媒介视为外在于人的物，此物常因“在手”的状态，反而容易被忽略，成为一个消隐的中介。我们使用工具是为了达到当下的目的，作为工具的媒介在正常发挥作用时，经常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所以麦克卢汉认为大部分人只看重媒介内容的影响，无视媒介语法的影响，而这正是媒介的影响之一。

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 著

杨晨光 /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3

以工具为媒的传统更倾向于用科学的手段实现目标。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人不是媒介，病毒才是媒介。病毒由蛋白质外壳包裹的RNA或DNA构成，将RNA或DNA中的遗传信息从传染源传播到宿主的细胞内。基于此，要控制疫情，首先要控制病毒的传播。这也是韩国最先采取的方法：全面检测，快速甄别，隔离和治疗病毒携带者。之所以采取这一方式，是希望通过对病毒携带者进行精确地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不被破坏。但是这一媒介观及其政策又会面临集体生命安全与个体自由的权衡问题。如果为了个体自由，不能保证集体生命安全（即福柯所说的“要你活”的权力），统治者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比如，意大利和美国最初的反应。反过来，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也会遭遇反弹，美国多地爆发的反隔离抗议运动即是一例。

当然，以人为媒介和以病毒为媒介的两种媒介观只是两个极端，其实二者并不完全互斥。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一个媒介也会成为另一个媒介的内容。在实际操作中，控制病毒也涉及对人的控制，只不过不是将所有人无差别地视为控制对象。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谈到微寄生系统与巨寄生系统时，提及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但却没有将二者的关系加以清晰地阐述。如果把国家（利维坦）看成一个巨寄生系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媒介观下，巨寄生系统与微寄生系统产生了勾连。

瘟疫与人

[美] 威廉·麦克尼尔 / 著

余新忠、毕会成 /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05

以人为媒介的网格化管理，建立在全能政府的超强动员能力上，但也存在中央权力的集中与地方在执行时缺乏灵活性的问题，从而导致野蛮执法的现象；同时，易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制度性困境。此外，以人为媒还有可能引发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信任的崩溃。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谈道，尽管社会通过隐喻对不同的疾病赋予不同的意义，但最危险的还是针对所有疾病的战争隐喻。莱考夫（George Lakoff）等语言学家发现，隐喻建构思考世界的概念。在战争这样的例外状态下，会产生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以及对于假想敌的不受道德谴责的暴力行为。因此，在战争隐喻下，无差别地将每个人视作病毒的媒介，就有可能鼓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一总体战思想指导下，疫情隔离期间的监控、不信任与暴力冲突就会层出不穷。这会进一步降低个体已经少得可怜的社会资本，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而以病毒为媒介的区别化监控，则又可能挂一漏万，如果存在未能及时甄别出来的病毒携带者，就可能导致疫情暴发。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测试结果的不准确也都会使对病毒的控制出现失误。因此，个体自由和集体安全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无论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反对隔离的例外状态所引发的争论，还是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之间在隔离问题上的冲突，都凸显了这一媒介观的困境。

如果将病毒看作媒介，那么它属于何种类型？德国媒介学者克莱默尔将病毒视为转录媒体（transcription media），因为病毒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复制自身。病毒的转录突破了信息媒介的转录模式，可以实现在宿主之间的病毒转录过程精确无误。在信息的传播中，最大的问题是编码和解码的不对称，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是人类交流的宿命，也是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内在动力。当然，病毒的转录也并非一成不变，基因变异也会导致转录出现差异，但是与信息传播相比，这种转录的准确性已经相当高，而且这一基因的变异会进一步强化该病毒的传播效率，使其难以被控制。因此，转录过程中的基因变异导致的差异，从该类病毒传播的层面看，反而强化了其传染性和同一性。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美] 约翰·彼得斯 / 著

邓建国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01

病毒除了是转录媒介，还是一种铭刻媒介（inscription media）。早期的铭刻媒介是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介，通常为青铜器、石碑、石鼓、岩石，铭刻在其上的信息保存时间久远，难以改变、难以移动、具有稳定性。现代的铭刻媒介逐渐轻型化，比如黑胶唱片、胶片、磁带、硬盘、光盘、纸张等，而且它们变得可以被擦写。但是从证据学的角度看，铭刻媒介必定会留下物质痕迹，这和自然状态下的声音、影像有本质区别。所以硬盘即使被格式化，仍会留下之前的某些信息片段。

图片来自Unsplash @Adrian Korte

病毒作为一个铭刻媒介，首先会在人的身体上留下印记。除了暂时的病症，身体还会形成对病毒的免疫。免疫就是一个身体记忆、留下痕迹的过程。依据这些痕迹，免疫系统未来会识别病毒并将入侵者迅速歼灭。免疫是铭刻，同时也是牺牲：以部分细胞的损失，换取整体的安全。这和被人类作为仪式的牺牲的逻辑完全相同——用少数人的生命代替群体中的其他所有人向神祇献祭。

从更长的进化过程看，病毒的遗传信息也会被人类的DNA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还会与宿主的基因物质永久地融为一体，在某一时刻从遗传基因中出现，感染细胞并传播。这种病毒已经成为宿主基因组的一部分，无法消除。

上百万年来，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一直在反复不断地入侵我们的基因组，日积月累，到今天已经数量惊人。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中携带了近10万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DNA片段，占到人类DNA总量的8%。反过来看，人类基因组中2万个负责蛋白质编码的基因，也只不过占到1.2%而已。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里其他被同步复制且会重新插入的DNA小片段进行了整理，这些DNA片段的数量高达数百万个。他们推测这些片段中很多可能也是从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演变而来的。这些入侵者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已经被剥夺了大量的DNA，只剩下自我复制的最关键基因。换句话说，我们的基因组中简直病毒泛滥。（《病毒星球》，第6章，卡尔·齐默 著，刘旸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病毒星球

[美] 卡尔·齐默 / 著

刘旸 /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04

病毒作为铭刻媒体会在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对病毒携带者的隔离与原始的牺牲仪式相似，即以少数人的损失换来整体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隔离群体却被贴上标签，甚至被污名化、被排斥，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人牲）。这些人被贴上神圣的标签，作为牺牲献给神，但是却被排除在了“我们”之外。疫情初期在海上漂流、乘客难以上岸的钻石公主号可看作是赤裸生命的鲜活隐喻。

当死亡开启了“讲故事者”的特权，病毒就拥有了在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的力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亡被医疗和临终关怀的技术逐渐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随着死亡可见性的消失，死者讲故事的权利也相应地被剥夺。

我们可以觉察到，几个世纪以来，在总体意识里，死的观念不再像过去一样无所不在，生动逼真。这一衰落在其后期愈演愈烈。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卫生和社会的、私有的和公共的制度造成了一个第二性的效果，而这效果可能就是潜意识中的主要初衷：使人们避讳死亡唯恐不及。死亡曾是个人生活中的社会过程，最富典型意义。……在现代社会，死亡越来越远地从生者的视界中被推移开。过去没有一户一家，没有一个房间不曾死过人。当今之时，人们则居住在从未被永恒的无情居民——死亡——问津过的永恒里。临终之时将至，则被儿孙们隐藏到疗养院或医院里去。……死亡是讲故事的人能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他从死亡那里借得权威，换言之，他的故事指涉的是自然的历史。（《讲故事的人》，载于《启迪：本雅明文选》，第104-105页，汉娜·阿伦特 编，张旭东、王斑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启迪：本雅明文选

[德] 汉娜·阿伦特 / 编

张旭东、王斑 /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09

通过部分大众媒体对疫情的报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上无数个人化叙述，死者及濒死者讲故事的权利得到恢复。就像众多人类历史上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一样，这些故事让没有目睹牺牲的其他人理解发生了什么，并让社会有机会获得公共卫生、文化和政治上的免疫。围绕着方方日记所产生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类铭刻的重要性。方方日记是其中的声音之一，哪怕存在一些瑕疵，也是珍贵的故事。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多不同层次、更丰富、更立体的记录。新媒体让我们有这种可能将这些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表达并保存下来，如果能有一个网络资料库存储、展示这些复调的历史，对后人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假如2003年的SARS能给社会集体记忆留下这样的铭刻，也许在这一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会避免更多的牺牲。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病毒媒介为群体留下印记，让这代人去思考和讨论，或许未来在应对其他公共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好的表现。

病毒对文化的铭刻体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上。在疫情期间，野生动物又重新出现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英国朴茨茅斯的海岸线变得碧绿清澈，意大利威尼斯可以看到美丽的水母。一幅漫画对比了“你以为现在的地球”和“实际上现在的地球”。前者是病毒把地球打翻在地还踩上一只脚，后者是病床上的地球开心地得到病毒的照顾。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食物获取方式的无节制，使得其病毒库的复杂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些寄居在中间宿主身上上万年的病毒正如深渊般凝视着人类。

据说病毒（virus）一词来自罗马帝国，既是蛇的毒液，也有人的精液的意思。病毒在某种意义上是致命的，但同时，它们留在文化上的印记又具有创造力。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是否愿意留下痕迹，以及留下什么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