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云松 

文章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书托邦”公众号

近日，牛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陈云松，出版了《关系社会资本新论》一书。全书聚焦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从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证研究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集中探索和梳理。

杜克大学林南教授评价这本书是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标志性贡献。在全书后记中，陈云松教授叙述了自己对社会学的兴趣来源，并探讨了在后大理论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今天推荐这篇妙趣横生又给人以深刻启迪的后记。

关系社会资本新论

陈云松 著

987-7-300-28169-8

69.00元 2020年6月

这本小书，代表了近年来我对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关系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粗浅梳理与实证探索。从清史中一段君臣公案和布迪厄的理论开篇，到工具变量、倍差法、断点回归等因果高级模型的使用结束，其实它算不上对领域知识的系统阐发，而更接近一次基于个人探索的社会学自学全记录。

即使是在这个后记里，我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不要被第一章的故事和理论所蒙蔽。因为这是一本完全“硬核”、越往后越枯燥的社会学定量研究著作。

我对社会学的最初兴趣，的确源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在南京大学我读的本科专业是城乡区域规划，不折不扣的理工科。但我自幼喜爱文史，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借的书，本专业的不多，王伯沆点评《红楼梦》、龙榆生选唐宋词之类的倒不少。因一位广西籍的舍友酷爱哲学，我也跟着翻了不少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那些红脊、绿脊的书，大多囫囵吞枣。

大约在2004年，也就是在16年前，我一边醉心于孟森先生的《心史丛刊》和《明清史讲义》，一边在布迪厄晦涩难懂的“场域”“惯习”中打瞌睡。而记不清是何因缘造化，我同时还读到了林南老师的社会资源理论和边燕杰老师的强关系理论。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时间点上，清史的片段、法国人的社会学和华人学者的理论，交织幻化在了一起。于是我用布迪厄的概念作为宏观框架，以林、边二位老师的假说作为微观理论，拿年羹尧与雍正的君臣关系作为史料，以自己理科生习惯的绘图、模型来推导，写出了一篇“奇葩”的文章。迄今，它早年的版本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

等到两年后我申请就读牛津大学，就顺手把它改写成英文，作为申请材料中的“writing sample”交过去。在牛津大学研究生课程中的核心大课“社会学理论”中，每周的小论文作业我有两次得了不错的分数：一次是社会网络的主题，因为我原本就读了很多文献；一次是国家与社会的主题，因为我对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的文笔特别喜欢。这样，我的硕士论文，冥冥中也自然就选择了社会资本的方向。

入学一开始，我满脑子以为社会学无非就是梳理和钩沉社会学家们创造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概念，以为社会学者就是“社会学专家”。等到有一天我问硕士导师葛什尼教授（Jonathan Gershuny），硕士论文可不可以写一篇关于社会网络的纯理论的反思，他豹眼圆睁地对我说：“在牛津，你必须得做实证。这里可不是剑桥。”

剑桥大学出了个吉登斯，而牛津大学从来都是以实证执掌欧洲社会学之牛耳，对宏大理论的晦涩、玄奥与孤芳自赏，保持着强大的戒心。面对定量方法的步步逼近，剑桥大学还在苦苦坚守，但大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布迪厄在本世纪之初就已仙逝，鲍曼、沃勒斯坦这几年陆续驾鹤西行，老迈的吉登斯英雄迟暮。遍望欧陆北美，大理论四海寂寥，无人接武。

定量范式，则生出了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双翼，以山呼海啸之势飞向实证社会学改天换地的时代之门。天空海阔，那绝不会是伊卡洛斯（Icarus）飞向太阳的征途。

2006年我开始寻找数据：中国、关系、求职、数据，有了这四个关键词，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学的高年级本科生，闭着眼睛也会想到四个字母——CGSS。第一次做社会关系的论文，我再次发挥了理科生认死理的特长：所有人言必称强关系、弱关系，可强弱维度颇多，在多维度测量的基础上，究竟如何来界定强弱？于是，潜类分析（LCA）走入我的视野。我要为社会关系构建出具有统计分界意义的关系强度级别。论文的结果很有趣：强度分了三层，即强、中和弱。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求职行为中，关系的使用不是简单的二元之分。这篇论文拿了不错的分数。在牛津大学，60~63分是及格，64~66分是良好，67~69分是优秀。但牛津大学社会学系二十年没有出过70分以上的硕士论文。因为所有的教授都说，你们区区硕士怎么可能写出70分以上的论文呢？

事实上，以上谈到的两篇旧作，正是这本小册子的开篇两章的雏形。新的内容，增加了更多的经济学模型、贝叶斯因果分析，还有更新的数据。数据是信息。信息的注入，会给结论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构思，或者说这本书的开始，是在2004年。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英国名校的博士生似乎和美国名校不同，属于典型的“散养”。一招进来，并不进行2~3年的集中基础修习，而是直接开题开笔，默认“人设”是学者，而不是学生。这样的学术传统有得有失：博士流水线上扎实训练的缺失，导致英国的博士生容易走两个极端：少数的苦学者或有天赋者，如同“跑山鸡”一样，往往能有奇思妙想；意志力或者训练基础薄弱的，就得勉力支撑毕业。我虽然没有奇思妙想，但也是一心向学之人。我记得读博期间有一个学期，每天大约只睡4~5个小时。为节省吃饭的时间（牛津大学的繁文缛节和不着边际的餐桌漫谈十分耗时），一天两餐，午餐2~3个白水煮蛋蘸老干妈，晚餐微波炉蒸虾仁米饭。

为解饥饿，每周去中餐馆（Opium Den或Paddyfield）点一整只红烧肘子、一盘绿叶蔬菜，就两杯清酒。当初我以为如此还能保持身材，直到今年看了《国家地理》的纪录片，才知道人在饥饿之中，身体早为积累能量改变了模式：一旦有饕餮大餐进来，为防备下一轮挨饿，脂肪的转化率比正常饱餐时要高得多。于是，我在饥饿感中读完博士，人却比硕士期间肥硕了一圈。脖颈后面堆叠的，我们家乡讽作“槽头肉”，大概来源于那一年。

博士研究的主题依然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我准备用实验和多主体仿真建模（ABM）来做社会网络互动演化分析，最后的计划书洋洋洒洒写了１万多字，布满了公式和图表（半年前拿出来，自己居然已经看不太懂了，大家可以试一试看十年前自己的论文）。2007流年大利，拿到了克莱登奖学金（Clarendon Scholarship）——对，就是钱锺书说的野鸡大学克莱登的那个克莱登，用的是牛津大学招生办所在的克莱登巷（Clarendon Lane）的典。等到2012年回到牛津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晚上的“High Table”问导师赫德斯特罗姆教授（Peter Hedstrom），当初作为博士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何决定给我系里唯一的全奖。他回忆了下，然后笑着对我说：“实际上，我和汤姆都不知道你那个研究计划究竟要做什么，因为没读明白，所以感觉你应该有些想法，就给了。”语毕，我们当桌各自笑倒，烛光下续酒。他说的汤姆，就是Tom Snijders（汤姆·施奈德斯），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我在Nuffield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学院顾问导师，荷兰社会学家。

今天，博士研究计划书里的一部分公式已被我整合在本书关于年羹尧的那第一章里。让长袍马褂和数学公式相依为命，给我一种炮制“奇葩”所带来的简单欢乐。这种恶趣味，还导致我后来试着用半通不通的文言文，以负二项模型来拟合800位唐代诗人的生平遭际与诗歌成就的关系，写成了又一篇“奇葩”论文。“奇葩”二字，据说是李培林老师在栗林论坛上点评论文时大笑着说的。最近，我可能要准备研究《乡村爱情故事》的12季海量台词文本。

接下来数年峰回路转，而一切都是拜一位叫作Ted Mouw的美国学者所赐。2003年前后，这个年轻人从计量经济学里把内生性问题引入社会资本研究。而这个引入，他是用挑战名家的方式实现的。他写文章说，林南老师的社会资源理论错了，因为他的数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并非因果性的，而只是同质性的。通俗说，不是关系有用，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个颠覆性的论断，把当时沉浸在Matlab新天地里准备做仿真的我，拉回了回归模型的旧世界。

从知道endogeneity（内生性）的这一刻开始，我就明白，整个社会资本研究的殿堂，积20年之功的大厦，已经暗暗塌了一角。我迅速转而开始研究我学术偶像的对手“毛泰德”：这是林南先生的学生敖丹对论战对手Ted Mouw的汉名翻译。我当时翻译成了“莫维”。这个名字，后来据说有翻译成“穆”的，还有翻译成“墨乌”的，大概是梁玉成所为。总之我和玉成都试图让这个名字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浓烈的城乡接合部既视感，以顺应我们的暗黑心理。但这一回是梁老师赢了。“墨乌”，不就是乌黑乌黑的吗？毕竟，他是边老师的学生，而边老师是林老师的学生。

在老一辈社会学家中，即使有做定量分析的，对因果推断也关心甚少。由此我开始阅读大量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和论文。博士论文的文献回顾部分，大概回顾了上百篇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文献，以至于在中期考核时，施奈德斯教授说文献太长干脆做个元分析算了。接下来，在获得牛津大学社会学“第一毒舌”科林·米尔斯（Collin Mills）的认可后，我把一篇用村庄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的社会资本论文，投向了Social Forces。修改一轮被无情拒稿后，我的心理自卫机制使我形成了一种虽败犹荣的安慰感。因为编辑写邮件给我，说虽然不错，但写得毕竟不像一篇社会学论文，而像一篇经济学论文。时过境迁，现在一想，原来我很早就是学科交叉的先驱（先烈？）。这样，沿着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思路我一步一步往下走，一路走来，各种方法和各种研究对象让我从一个半路出家者，逐渐走到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的前台。和比蒂·沃克尔（Beate Volker）教授合作，我结合多种识别方法，在复制和拓展中，初步解决了Ted Mouw和林南老师的学术之争：社会资源理论岿然不动，而同质性，可以在不同的制度下，对社会资本的功能起到不同的调节放大作用。林南老师告诉我，他很喜欢“莫林之争”这个说法。

围绕这一主线的论文，包括今天这本小书中的诸多章节，记载了我在探索内生性问题解决方法上的每一步，是自己在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峡谷中累年攀行、一路留下的野营篝火。其间，我得到林南老师、边燕杰老师对后学者的提携，至今难忘。玉成曾告诉我，若干年前，在泉城济南的一次青年社会学论坛中，边燕杰老师第一次发现了我的论文，读毕大喜，让玉成马上去打探此人现在何处、师出何门。2018年我才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林南老师。他和边老师一样，在众多的学术场合“逢人说项斯”，屡次推荐，而这都是同事朋友告知我才知情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领域，仿佛是我的福地：张文宏老师、罗家德老师、赵延东老师，都对我提携有加，大家都特别有缘。

也是通过对内生性问题的探索、对因果的执着追寻，我陆续认识了周晓虹老师、翟学伟老师、谢宇老师、张翼老师、谢寿光老师、张宛丽老师、冯小双老师、吴晓刚老师等重量级的社会学家和师长前辈。当然，还有太多的学术同道和师友，无论定量定性，都在不同的领域对我加以指点和帮助。吴晓刚老师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完毕，我们在Nuffield的学院吧里无佐菜分享了一瓶茅台，庆祝我拿到一个难得的“clear pass”。这在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已经颇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彼此深醉的时候，他说，读完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改变了对牛津大学社会学的看法。我趁着酒意抢过话来：若论训练，其实我倒并不是传统社会学锻造出来的，因为Nuffield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交融之所。在牛津大学这具有近千年历史的问学之地，我读的教材是计量经济学，我咨询的师友中治经济学、政治学的多过治社会学的。但我在社会学的落脚点是真实和坚定的，是林南和边燕杰开创的中国人的网络大学问。等我慷慨陈词之后，吴老师又回到他的话题：读到第三章、第四章，觉得气力又不够了，对牛津大学社会学的印象又要改回去了。我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能怪我。于是我们大笑，续啤酒。

谈到帮助，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有时间要求，而我来学术界又晚，所以我找到冯仕政老师。仕政三言两语、举重若轻，迅速帮我联系落实了一切出版事宜。非常感谢仕政！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盛杰老师的耐心和高效。此外，还要感谢书中部分章节的合作者边燕杰老师、句国栋同学。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偶然打开Dropbox里博士论文的博德莱安图书馆备份，打量着目录，我突然意识到，不管是面板数据，还是工具变量，抑或是DID（双重差分）和RD（断点回归）、额外信息，你叫作外生冲击也好，自然实验也好，排除限定也好，都是发现因果的关键。但除了面板数据能够带来既定的资源，其他方法，都需要你发挥奇思妙想。

也是从那个时间点起，我开始理解什么是完整的社会学想象力。我在一个瞬间理解到，在社会学界，人人言必称社会学的想象力，但诵经式的重复，其实已经悄悄背离了米尔斯的初心。

米尔斯很容易被误读的地方在于，他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呼唤，仅仅部分来源于他对抽象经验主义执着于数据的批判，所以直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仍然容易把基于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和缺乏想象力联系起来，导致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被无端附带了想象力的高下之判：“人文”之法，仿佛天生带有想象力的克里斯马；而“科学”之法，往往蒙受不脱匠气的批评。事实上，米尔斯对帕森斯抽象、宏大的社会学结构理论的强烈批判，才是他呼唤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原因。其实，米尔斯的批判，剑指20世纪中叶逐步开始建制化的整个社会学阵营：理论因臃肿而无益，实证因枯燥而无趣。米尔斯对大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批判，推动了社会学从个人哲思舞台走向学科群体事业。毋庸置疑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学的想象力仍然是一种稀缺品。米尔斯的呼唤永不过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米尔斯呼唤的社会学想象力，不是无视逻辑的自由演绎，不是放弃严密的概念制造，不是仅仅埋头于历史的草蛇灰线而放弃对当下社会演进的把脉与解读。我们所憧憬的社会学想象力，是米尔斯希求的对世情的洞察力，是米尔斯强调的善于从历史中发现和比较的学术视野，是米尔斯那个著名的喝咖啡比喻之中，从个体行为中挖掘群体规律、在看似无关的现象之间捕捉社会关联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推及与联想能力。

真正的社会学想象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活动中，在前人业已建成的学术广厦之中，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体现，或许再也不可能是学科诞生之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那种元气丰沛、天马行空的个人思维了，也很可能不会再有布迪厄、吉登斯那种让人服膺叫绝但又语焉模糊的神秘主义式寓言，所有的社会理论都要接受学术共同体和经验研究的严格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冷静下来思考，我们会发现，支撑社会学甚至大部分人类思想学术大厦的四梁八柱式的理论，百年来在众多伟大思想者的努力中已经完成了奠基和框架。而大量直觉的、浅层的社会现象关联，百年来在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已经各自被反复证实或证伪。我们是这样不幸抑或有幸地处在一个“后大理论时代”。

在后大理论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想象力？对我而言，当代的社会学想象力，既要有来自米尔斯的终极追问的力量，也要避免他过于追求个体化和反建制的诗人幻想，要把社会学置于21世纪人类知识总体框架中来识别看待。起码，当代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依托诸多维度的力量支撑。

第一，具备对新生社会现象的高度敏感性。社会学想象力首先要求当代的社会学者，具有连接社会方方面面场域的信息接口。这种对信息多元化接口的要求，相对于传统时代独坐书斋的冥想和自律的追求而言，是大乖其道的：多元化接口意味着走近甚至走入现实的社会事务。而这样的信息接口，无法完全依靠回归中国历史文本的孤绝努力来实现：中国正处在变革之中的大时代，历史文本中的人群和现象，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所能提供的，对照意义可能大于寻根价值，这无疑对于习惯从现象中提炼概念、从历史中挖掘脉络的人文分析者来说，构成了新的挑战。

第二，具备对社会现象间关联机制的联想力。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往往是潜藏的，发现和联想到新的连接社会现象的机制的空间，是越来越逼仄的。在今天，你很难指望去利用传统的方式，寄希望于直接从个人经验、田野经验中召唤因果灵感的能力。你往往会发现，你所能直觉到的机制，不是已经被前人所发觉讨论，就是有其他学科曾经用改头换面的概念包装和讨论。而更为吊诡的是，即便幸运地想到某种重要的社会关联，你也可能缺乏相应的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面对这样的困局，定量分析者的出路有两条：其一，学会用竞争性解释的批判思维去看待文献和现象，凡事皆问孰因孰果、因果是否倒置，或者是否有其他原因；其二，善于让数据本身成为激发想象力的重要源头。想象力的来源，既有冥想，也有资料，其中皆是学问，无论出处，无问东西。

第三，具备超越学科领域和方法畛域的贯通思维。社会科学具有范式上的“双重性”：既需要“人文化成”的底蕴和学养，亦倚重“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和方法。近十年社科前沿的两个热区，均来自突破学科的对话和突破方法领域的融会贯通。一是社会科学的“内部交叉”：定量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方法向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覆盖，迅速推动了社会科学内部对话和整体水平的提高。二是“外部交叉”：自然科学的方法、数据和模型，一经与社会科学结合往往能形成前沿。随机实验、仿真、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机器学习等自然科学手段和资料，已迅速推动计算社会科学、实验社会科学的勃兴。而社科学者进入人文领域，不同研究范式也能带来学术新疆域。不故步自封，对其他的学科和方法保持最大的尊敬并具有最好奇最强烈的融会贯通意识，是当代社会学亟待补充的想象力来源。

第四，具备从合理距离来洞察世情的职业习惯。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米尔斯希望看到的想象力，是必须服务于人类学术智业的。正因为人类社会现象的浩瀚复杂，我们的想象力既不能完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不能只是鸟瞰而缺乏深度。我们不能走得过近，过度相信“个体”足以给我们提供解释力量。这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化过程，都永远是局部的、细微的、高度差异化的。我们不能因为个体不可避免地被社会化，就把理解社会个体的学术过程，直接当作理解社会总体和总体社会的学术过程。同样，我们也不能过度相信“样本”的力量，否则将因过于简化而丧失对差异化社会过程的深度解读，除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使基于样本的推断和基于个案的解读达到水乳交融。显然，不同方法与生俱来的差异导致形成了一个悖论。因此，无论做个体分析还是样本分析，抑或是大数据时代的总体分析，我们始终应该避免过于乐观，始终应该小心翼翼地用距离感来提醒自己：要在适当、合理的学术尺度上，在最大限度把握总体的前提下，保证社会分析的情怀和深度。

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我理解的米尔斯所倡导的、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学想象力，绝不会仅仅来自固化的、一成不变的某种学派或某种技法，而是来自一条充满时代活力的巨大河流。在我看来，要完整地理解当代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当下特别重要的，乃是告别过往的定量定性、科学人文、个体总体孰高孰下的争辩，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山之基石，是水之源流。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尊重和包容各种方法，取长补短，而不必去追逐一种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方法大同的乌托邦。一名社会学家在进行思考之际，方法畛域之见越少，就越能拥有学术想象力的储备之泉。正是这样千万社会学家的想象力的支脉源流，一起汇成社会学总体想象力的恣肆汪洋。

诚然，米尔斯在20世纪中叶对洞察世情、神游历史的心智品质之推崇，并不代表他对21世纪的当代社会学具有俯视或者神奇的预言能力。公允地说，米尔斯的局限性在于：20世纪的他，对社会学使命的理解仍然是19世纪式的。

困在20世纪的米尔斯无法预见到：在21世纪，社会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严肃的公共智识事业，而不再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那样的个人作坊。对于米尔斯的想象力执念，我们应该深刻和动态地理解，在喝彩之余，最终还需要走出。因为，想象力原本没有那么神秘莫测，也未必需要加上米尔斯三个字来做这西方的加持。归根结底，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方法论，虽紧密联系却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人文”研究会降格为学者的自我思维放逐，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可能沦落为学术流水线上的炮制。而方法的不足，只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危险。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告别方法的高下之判和畛域之见，彼此尊重和理解，合力提升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回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回到因果推断。

我深信，因果推断是社会学定量分析的永恒主题，是当代社会学想象力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自己是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倡导者，但在我心目中，因果推断永远占据一个神圣的位置。在今年春天的南京大学本科生课程“定量社会分析前沿”的第一课上，我选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果推断、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三体降临”。

这里的三体就是因果、大数据和社会计算方法，它们是定量社会学三大前沿。它们各自降临，给我们的学科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可以整合它们的范式。这个范式，才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所需要追寻的。

它并不遥远，但必须一步一步去发现。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领域，让我们开始这先驱者的一步。

名家推荐

本书是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标志性贡献，使用新颖和原创的视野充分整合了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同时，我也为作者立足中国的本土研究喝彩。对于希望了解和掌握社会资本研究前沿的读者来说，本书是必读的文本。

——美国杜克大学

Oscar L.Tang Family讲席教授

林南

本书作者是我国知名青年社会学者，专长于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及经验研究，在关系社会资本的因果效应研究方面有重大学术贡献。该书不但对他相关的学术成果做了总结，同时对我提出的“关系社会学”做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提升，相信能成为一本备受关注、广为阅读的著作。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系“领军人才”特聘教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

边燕杰

关于社会资本和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学研究的显学。本书作者对社会资本因果效应的关注，让人耳目一新，也是作者相关学术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无论是在充实社会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开展社会学定量研究方面，本书对学者和学生来说，都会是重要的参考。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吴晓刚